陸九淵訪南康並於白鹿洞書院講學一事，是討論朱陸學術交誼時，頗為讀者津津樂道的一段，但兩家門生對此事的記載，角度差異甚大，值得玩味。

  據《象山先生年譜》淳熙八年條：

  淳熙八年辛丑，先生四十三歲。春二月，訪朱元晦於南康。時元晦為南康守，與先生泛舟，樂曰：「自有宇宙以來，已有此溪山，還有此佳客否？」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。先生講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一章畢，乃離席言曰：「熹當與諸生共守，以無忘陸先生之訓。」再三云：「熹在此，不曾說到這裏，負愧何言！」

  陸九淵年譜附見於本集最末，為陸子門生袁燮所編，然具體有幾個門生參與資料的收集，已經不可考。其中，「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」這句話我以為相當重要，從「乃」字，可看出兩事有明確因果關係，朱陸是先能樂處，朱才邀請陸講學，總體而言，呈現友誼先於學術異同的氛圍。

  朱子年譜對此事的記載角度，則大為不同。初朱子門生李方子作朱子年譜，已不傳，朱子後學對此譜再有增訂，最為詳細的朱子年譜，當推清王懋竑考訂《朱子年譜》，此譜對陸九淵來南康事，有如下記載：

  二月陸子靜來訪。

  子靜來訪，請書其兄（按：陸九齡）教授墓誌銘。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，請升講席。子靜以君子小人義利章發論，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，請書於簡，以諗同志。

  此條後，王懋竑輯錄朱熹〈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〉，並附陸九淵撰講義原文、朱熹與其他友人論陸學得失的書信，其中包含此段朱熹針對雙方治學路徑差異的重要分析：

  大抵子思以來，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、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。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，而熹平日所論，卻是道問學上多了。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，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，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，不肯放下。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，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，多不得力。今當反身用力，去短集長，庶幾不墮一邊耳。（原文見《朱子文集》卷五十四〈答項平父八書〉之第二書）

  對於陸九淵升講席前兩人的相處，陸子年譜所載甚為生動，有若親見；朱子年譜卻對此隻字未提，側重呈現朱熹對陸學的吸收與反省，點出陸學「可學」與「未可學」處，朱子為學，向來博觀約取，在此段自述中，亦展現他繁複的思想層次與內省能力。

  在南宋末，朱子門生與陸子門生的學術論爭，已經形同冰炭，到清代對於朱陸異同的辯論，則延伸到文獻學領域，學者透過文獻引證，另闢一個朱陸異同的戰場。

  王懋竑編撰的朱子年譜，在朱陸相處細節上，盡可能徵引朱熹的文集與書信，面對重大的學術異同問題，也引述朱熹親筆寫下的文字加以辨析，因此，年譜呈現的是一個辭色嚴正的朱熹形象，自然也描繪出充滿張力的、寸步不能相讓的朱陸關係。

  其實「相偕泛舟湖上」無論有無真實發生，都不影響朱陸異同大旨，但門生的記載筆墨，卻顯現兩家門生在書寫學術史時擁有全然不同的關懷，塑造兩位先生的形象時也採取差異的詮釋策略。

  在朱熹的著作數量、後世的文化影響力（包含《朱子家禮》對朱氏家族與地方百姓的約束力、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成為科舉命題來源等）都遠遠高過陸九淵的情況下，這段「陸九淵訪南康」故事，卻是陸子門生寫出的版本引起更多的轉述與共鳴，甚至可以讓讀者在閱讀這個泛舟故事時，暫時忘卻兩人論學未能取得共識的事實，不得不說，陸子門生的敘事視角具備相當的文學魅力與文化意義，雖已經溢出學術史書寫的常規框架，卻側面演示在差異中辨證統合、儘管學術路線相異也無礙於雙方情誼的理想境界。

  到陸子年譜的淳熙十五年條，特別記下陸九淵讀到朱熹〈出山道中口占〉一詩的欣喜反應：

  聞朱元晦詩喜。詩云：

  「川源紅綠一時新，暮雨朝晴更可人。書冊埋頭何日了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。」

  先生聞之色喜曰：「元晦至此有覺矣，是可喜也！」

  我很喜歡這段簡短而有神的記載。陸九淵的治學方法，許多時候過於自信甚至獨斷，但是他秉性的真誠、敞亮，也未嘗沒有因此顯豁：儘管身為性格迥異的論敵，兩人在重大哲學問題上從未取得共識，值此萬物復甦的春日，造化的淵奧與大美平等地向他們展現，他們仍有共同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的可能。